又如金华方氏，她丈夫袁坚嗜酒败家，死后葬于城北濠上。方氏贫困无所依，就在丈夫的墓穴边放一口棺材，睡在里面，渴了出来到濠沟里喝点水，不久，死在棺材里。
还有像戚家妇，新婚之夜丈夫暴死，戚氏哀哭一场，投门外江中而死，留下诗一首：“画虎虽成未点睛，百年夫妻一宵情。欢声方举哀声恸，贺者才临吊者泣。孔雀屏前灯隐隐，鸳鸯枕上泪盈盈，从来不识儿郎面，独抱冰心照水心。”
明《列女传》中，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，守节已成为妇女的迷信与教条，“妇道唯节是尚，值变之穷，有溺与刃耳”已被中国女性视为信条，置信不疑。
在理论上，明朝明成祖的妃子仁孝皇后写了规训女子的《内训》，要求女子“在家要贞信，出嫁应孝敬”。仁孝皇后还命令儒臣学士们编写《古今列女传》，并由明成祖亲自写序文刊布成书。天子皇后共同鼓吹贞节，使社会上的贞节观日趋严苛。此外，吕坤还把《列女传》中的故事绘图，改编为《绘图列女传》，使它明白易懂，就是广大不识字的妇女也能一目了然仿效之，成为全社会的“闺范”读本。
经过宋、元、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，在进入清朝以后，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，似乎成了一种宗教，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，未嫁夫死，也要尽节，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。总之，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，稍有变故，就要以死全节。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，也不免勃然大怒，“这是什么事!你不为尊者讳，这还了得!”女子如果做几句“闺中望月”、“园里看花”的诗，也要被斥责为“邪念”、“怀春”。
清代《礼部则例》规定：节妇，即“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，或年未五十而身故，其守节已及十年，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”，及为夫守贞的“未婚贞女”。贞节烈女，包括“遭寇守节致死”，“因强奸不从致死，及因为调戏羞忿自尽”，以及“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，童养之女尚未成婚，拒夫调戏致死者”等等。每年地方绅耆，族长、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，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。清代时，京师、省府、州县各自修建“节孝祠”，矗立大牌坊。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，死后设位祠中，春秋致祭。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“坊银”，由本家为其建坊。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，皇帝还亲自“御赐诗章匾额缎匹”。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。这一来，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，成千上万的妇女以身殉夫，或自愿、或被迫，此风愈演愈烈。随之出现的女子教训书中，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扬贞节的内容。如康熙、乾隆年间蓝鼎元的《女学》、陈宏谟的《教女遗规》、李晚芳著的《女学言行录》、王相的《女范捷录》等等，流传甚广。
康熙初年陈廷灿著的《邮余闲记初集》中，有关于妇女的这样的见解：
人皆知妇女不可烧香看戏，余意并不宜探望亲戚及喜事宴会，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，归宁不可过三日，斯为得之。
居美妇人譬如蓄奇宝，苟非封藏甚密，守护甚严，未有不入穿窬之手。故凡女人，足不离内室，面不见内亲，声不使闻于外人，其或庶几乎。
余见一老人，年八十余，终身不娶，及问其故，曰：世无贞妇人，故不娶也。噫!激哉老人之言也，信哉老人之言也——然不可为训。世岂无贞妇人哉，顾贞者不易得耳。但能御之以礼，闲之以洁，而导之节义，则不贞者亦不得不转而为贞矣。
在这里，对女子要“封藏甚密，守护甚严”，与世隔绝，“譬如蓄奇宝”，女子视为男人的占有物，不容透露。更奇的是八十老人，认为“世无贞妇，故不娶也”。可见世人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已苛严到了什么程度!
乾隆年间，在山西有一个名叫李的人，他生理功能不全，娶了妻子陈氏，妻子不安于李家，常常逃回娘家。有一次，其父把她送回大家，谁知女儿又跑回来了，父亲气极，便活活把女儿缢死，然后，自己也自缢而死。因为在父亲看来，女儿不管嫁给什么样的人，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，“一女不事二夫”，即使一辈子守活寡，也要恪守妇教，女儿逃回娘家是无脸见人的事。(钱大昕《潜研堂集》)
有的妇女遇上火灾或水灾，因不能抛头露面，有失闺训，只得固居内室活活烧死。如果恰逢被男子救起，而自己的手足、身体碰触过男子的手或身体了，或是与男子同坐一条船，也被看作有损贞节，有的妇女宁愿再赴水火而死。至此，“男女之大防”甚严，倡导贞女节妇为社会普遍信条，一座座贞节牌坊标立，不知有多少善良青春女子被绞杀于“贞节”名下。
在程朱理学发源地的安徽省歙县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节烈祠堂的旧式建筑，祠堂正门宽大墙壁上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密密麻麻地镌着贞节妇女，许多女子连名字都没有，只有××氏，×××妻等。而巍峨的贞节牌坊，在歙县城乡比比皆是。民国《歙县志》线装本十二大本，其中六本都是记载贞节妇女的事迹。从时间上看，经唐宋元明清，历时一千三百年；从范围上讲，遍及城乡，广及各阶层妇女；从数字上看，有几千人之众；从年龄上讲，有未过门的少女，有过门数天、数月的新媳妇。如詹氏二女，姐名师、妹名岳，许聘的丈夫皆先后去世，姐十四岁、妹十二岁守寡终身。
歙县的贞节妇女，主要表现在为夫殉死、为夫守寡和“割脔疗亲”上。殉死的妇女，丈夫一死，就绝食而亡或上吊而死，有的吞金而殁，也有的饮砒、鸩毒药而逝。为夫守寡的，素衣素食，勤于女红，上侍公婆，下抚子女，无子者则过继侄儿抚养，寡居数十年而终。在今天歙县城乡，还可看到一些小脚寡妇，有的已近九十岁，守寡六十余年，清贫自守。至于“割脔疗亲”，就更惨苦了。在孝悌思想的支配下，做媳妇的在丈夫、公婆生病时，应“涤溺尝粪，吃疽疗亲”，媳妇割下腿上、臂上的肉，或割取指甲等，煎汤药侍奉给丈夫、公婆吃。“割脔疗亲”要忍受剧痛，有的还为此送了命。据民国《歙县志》统计，明清两代割股、臂、乳、指甲疗亲者达一百六十二人。如记载：“叶氏女，歙人，亲没鞠于叔母，后叔母有疾，昼夜拜叩，割股进之，遂愈。叶氏为亲割肱股者前后五人。”“吴邦妻巴氏，邦母徐氏病甚，医药无效。巴氏呼天以口咬左手割肉一片烹汤以进食姑，姑病遂愈。”
对公婆、丈夫的愚孝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，不能不为之叹。当然，歙县节烈之风大盛，究其原因，也是多方面的：
首先，明清之际，歙县宗族势盛，义学普设，“十户之村，无废诵读；远山深谷，莫不有学有师。”这些县塾、私塾、书院请名儒讲学，灌输程朱理学，“明人伦，正风俗，崇孝悌，励廉耻”，千百年来，封建礼教潜移默化，影响颇深。
其次，郡守邑令大力褒奖贞节。《歙县志》上记载贞节妇女事迹后，大都附有郡守邑令或文人儒士的颂赞，如“邑令为作传”、“郡守给额贞寿门”、“邑令旌其门”、“郡守题其墓”、“监司郡守咸旌其贞”……这无疑导致妇女们争相仿效。
第三，祠堂族田的支持。歙县一带，明清时商贾甚众，足迹遍天下，户户藏金甚丰，这些徽商长期在外，尤其注重妇女的贞节。他们出资修建祠堂，购置族田，凡“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”等，均可供衣食住行。这就在经济上资助了贞节习俗的流行。
第四，缙绅所起的卫道作用。歙县宋明清历代出了不少进士以及官职显赫的达官贵人，他们辞官返乡后，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，以他们在乡里的威势褒贞节，斥贬不遵礼教者，如对改嫁者“加以戮辱，出不从正门，与必毋令近宅，至穴墙乞路，跣足蒙头，儿群且鼓掌掷瓦石随之”。
第五，历代女教书，如《列女传》等熏陶的作用。许多女子听讲列女传，暗中盟志效法。
这些名垂青史的贞女节妇，这一座座森严冷酷的牌坊，正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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