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，于神爵四年(公元前五十八年)诏赐贞妇顺女帛。东汉安帝也曾于“开初六年二月，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，甄表门闾，旌显厥行”。
虽然如此，但从总体上看，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，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，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。
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，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，况且朱买臣发达后，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。著名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，也无人嫌弃，反而是太守、县令一再遣媒议婚。到后汉，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，如著名的蔡文姬，嫁三次，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，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。
魏晋南北朝时，社会分裂、动乱，从宫廷到地方，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，世风乱杂。因此，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，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，提倡诏旌门闾。
如北齐时的《羊烈家传》说，一门女子不许再醮。女子寡居且无子的，均出家为尼。
晋书《列女传·跋》说：“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，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。”
此外，晋惠帝时的国子祭酒裴颜，曾作一篇《女史箴》，很重贞操：“膏不厌鲜，女不厌清，玉不厌洁，兰不厌馨。尔形信直，影亦不曲。尔声信清，响也不浊。绿衣虽多，无贵于色。邪径虽利，无尚于直。春华虽美，期于秋实。水璧虽泽，期于见日。浴者振衣，沐者弹冠；人知正服，莫知行端。服美动目，行美动神；天道佑顺，常于吉人。”
然而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，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。
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，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，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。诗人白居易曾作《妇人苦》，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，他说：“人言夫妇亲，义合如一身，及至生死际，何曾苦乐均。妇人一丧夫，终身守孤孑；有如林中竹，忽被风吹折，一折不重生，枯死犹抱节。男儿若丧妇，能不暂伤情；应似门前柳，逢春易发荣，风吹一枝折，还有一枝生——为君委曲言，愿君再三听，须知妇人苦，从此莫相轻。”
至宋代，由于出了一班儒者，形成理学，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，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。
在宋代开国初期，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。如范仲淹在“义庄”《田约》中，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，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，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，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，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。宋初社会对妇女再嫁并无非议。宋代的司马光著有《家范》，他主张女子要读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女诫》、《列女传》等书，认为女子“为人妻者，其德有六：一曰柔顺，二日清洁，三日不妒，四日俭约，五日恭谨，六曰勤劳”。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观念，在《训子孙》一文中，提出：“夫，天也；妻，地也。夫，日也；妻，月也。夫，阳也；妻，阴也。天尊而处上，地卑而处下；日无盈亏，月有圆缺；阳唱而生物，阴和而成物——故妇专以柔顺为德，不以强辩为美也。”
而王安石的贞节观念是很宽容的。他当儿子在时，就把媳妇改嫁了。
宋代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对妇女的观念，代表了宋儒的妇女观。他的《通书》说：“礼，理也；乐，和也。阴阳礼而后和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——万物各得其理后和，故礼先而乐后。”所谓夫夫妇妇，就是夫为妻纲，以夫御妇。而从周敦颐传到二程(程颢和程颐)，对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就已严格起来。《近思录》中有一段话：
或问：“孀妇于理，似不可取，如何?”伊川先生曰：“然!凡娶，以配身也，若娶失节者以配身，是己失节也。”又问：“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，可再嫁否?”曰：“只是后世怕寒饿死，故有是说。然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!”
宋代从程子传到朱子(朱熹)，已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了，对于妇女来说，至少要受到四种压迫：第一，女子必须柔顺，服从男子，曲不可争，直不可讼，不许干涉外事，只安心做家庭奴仆。第二，丈夫死时，无论有饭吃无饭吃，都要守节，守到饿死也不能失节；而且，守节妇女不但不能涉及性要求，就连皮肤手臂也不能与男子触碰。第三，男子有休妻的自由，为博得男子欢心，不被遗弃，妇女的一切言行举止、服饰妆扮都要以男子好恶为准。第四，处女的贞操是极其重要的，贞操是女子第一生命，如贞操与性命不能两全时，唯舍命而保住贞操。宋代与以前历代王朝比，是对妇女束缚最多和对于妇女贞节的态度极为严厉的一个朝代。夫死守节已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，并且，这种观念深为妇女所崇尚，已成为下意识的一种俗规了。
在元代，虽然皇族统治阶层淫风大盛，选女纳妾，后宫充斥，但是，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宣扬妇女贞节观念，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比之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《礼记》和《孟子》两书中，有过嫂弟之间不直接从手上接受物品的说法，即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这种古时的礼节在元代极为重视，至于妇女不能与丈夫之外的第二个男人接触，以及丈夫死后妻子必须守节，那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了。《节妇马氏传》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：马氏于“大德七年十月，乳生疡。或曰：‘当迎医，不尔且危。’马氏曰：‘吾杨氏寡妇也，宁死，此疾不可男子见。’竟死。”体肤给男子看见，都认为污辱，是玷污贞节，可见男女泾渭之分明了。元末还有一件殉节的事，令人愤而不平。元将潘元绍有妻妾七人，他领兵抗明，被明兵围困于姑苏城内，潘元绍对七位妻妾说：“我受国重寄，义不顾家，恐有不测，诫若等宜自引决，毋为人嗤也。”七个妻妾一个个自缢而死，以身殉节，而潘元绍非但没有以身殉国，反而降了明朝。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时代。
洪武元年，明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：民间寡妇，三十以前夫亡守制，五十以后不改节者，旌表门闾，除免本家差役。(明《会典》)
寡妇守节，不但本身可以记其事迹，赐于祠祀、树坊表，表彰节妇烈妇，而且可以免除本家的差役，哪个女子能不守节，哪个本家能不劝导寡妇守节?一时守节风盛，空前绝后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中，节烈妇女最多的，莫过于《明史》了。《明史·列女传·序》中说：“明兴著为规条，巡方督学，岁上其事。大者赐祠祀，次亦树坊表，乌头绰楔，照耀井闾，乃至于僻址下户之女，亦能以贞白自砥。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，不下万余人，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，呜呼，何其盛也，岂非声教所被，廉耻之分明，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?今掇其尤者，或以年次，或以类从，具著于篇，视前史殆将倍之——然而姓名洇灭者尚不可胜计。存其什一，亦足以示劝云。”
《二十四史》中的妇女以及《列女传》等书中得以记名列传的妇女，《宋史》五十五人；《唐书》五十四人；《元史》达一百八十七人。而清朝人撰写的《明史》中，所记载的节烈妇女竟“不下万余人”，择其中最优胜者，也还有三百零八人。明代贞节观之倡导，可想而知。并且，守节要守得苦，尽节要尽得烈，妇女贞节之惨烈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如烈妇蔡松阳，嫁给叶三为妻，叶三贫寒，砍柴为业。蔡氏小心敬事。叶三久病，她更是纺织换药，悉心照料。叶三临死前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趁我还活着时，你改嫁，不是少受三年苦吗?”蔡氏听了，梳洗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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